中美争抢抗疟新药研制秘史

摘自《医药春秋》第一章

从CA航班头等舱的窗口向飞机下方久久地望着，85岁的老人眼睛长久地盯着机身之下那一片片时高时低的漂浮着的白云，沉思中屠呦呦的思绪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往事之中。

屠呦呦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年4月11日北京人大会堂福建厅的那场谈话，此刻的自己绝对不可能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几个小时飞机降落首都机场之后，绝不可能有无数的镜头与话筒拥挤着冲向自己。

屠呦呦深知这一点。

参加了半个多世纪之前人民大会堂那场谈话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坐在一排沙发上的中方人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毅与叶剑英等。

坐在另一边沙发上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数位来自河内政府的官员。

人民领袖平时是很少以这么高规模在如此庄重的场合里与兄弟党国家的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之类的官员见面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让总理去和他们谈那些具体事务。真要见面的话，人民领袖也多是约这些人前往非正式场合，一包烟两杯茶地神聊哲学与历史之类。今天，他却将几位红色司令部的要员全都约齐了，和一个小兄弟的越南党总理会谈。

何以如此？

这当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民领袖觉得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陶铸的问题。

此刻坐在主席旁边的几位都清楚，在与国际大人物交往中，甚至包括像苏联老大哥总书记赫鲁晓夫，话不投机，人民领袖也照样可以使性子。至于说到小了快20岁朝鲜的小金，在人民领袖眼里，这位时不时说出一口东北大碴子话的胖子，基本上就是一个特殊大省的书记而已。

在所有的兄弟党中，惟独面对越南的胡志明时，人民领袖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尊重的态度。

这当中有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当年人民领袖还是挥斥方遒的一介书生时，见到顶头上司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自然是要满脸堆笑的；陈独秀见到广州政府总理孙中山自然是要满脸堆笑的；孙中山见到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同志自然也是需要满脸堆笑的。毕竟广州政府运作的大多数资金，甚至黄浦军校的开办经费，都是通过万里之外莫斯科的一个特殊账号定期发放的。

而来自苏联的广州革命政府的鲍罗廷，其俄语翻译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为李瑞，后来更名为胡志明的那个老资格革命者。

当时不论是陈独秀、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甚至连孙总理要想向鲍罗廷请示汇报革命方面的事情，都要事先通过李瑞同志点头方可。

最让中国革命者感到敬佩的是，这位李瑞同志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法语及汉语外，他甚至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白话。见着陈独秀及蒋介石他用国语沟通，见到汪精卫与孙总理时，马上又是一口纯正的广东话。

相形之下，人民领袖除了家乡湘潭土话之外，终其一生连省城长沙的话讲得也不标准，更别说国语或外语了。

胡志明除了年长人民领袖三岁之外，参加革命时间也早。人民领袖于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共的一大，而人家胡志明早在年就在法国巴黎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活动了，政治资历之深，鲜有比肩者。

胡志明的汉学功底也十分深厚，他曾用汉语创作了首包括七绝、七律与五绝等古诗。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越南国家与党的领袖，胡志明每年都要来到他的第二个故乡度假休养。几乎每次来中国，他都要和人民领袖见面，或回忆当年，或展望未来，可说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友。

很多心里话，人民领袖和党内关系最好的人也不透露，可见到这位大哥般的兄长，他常常是一吐肺腑，包括党内一些极为机密的事情。

人民领袖知道为什么胡志明每年都要在广东呆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红颜知己林依兰人在广州，而介绍他们相识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之前还在是华南王，目前被自己提拔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的陶铸。

当年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经华南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陶铸介绍，因丧偶曾经发誓越南革命不成功不再娶妻的胡志明在小陶的介绍下，与女革命者林依兰假扮夫妻，以便于地下革命。不想胡林两人感情越陷越深。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越南卷进了抗美救国战争之中，晚年之际的胡志明向人民领袖提出希望让林依兰来河内，举办婚礼。

一生主张婚姻自由的人民领袖自是赞成，不想老胡个人的私事却受到了越南劳动党党内一些同志的异议，这些胡志明的战友很难接受敬爱的胡伯伯娶一个中国女子来河内做第一夫人。

对此，人民领袖也无可奈何，他对胡伯伯表态，中越两党亲如兄弟，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中国能帮到的，你尽管开口，我们中国是你们越南的可靠大后方，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一定会不惜代价地去争取。但自己确实不宜干预兄弟党内部的家事。

可眼下，令人民领袖没有想到的是，越南党派总理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让自己极为棘手的问题，即河内方面同希望北京高抬贵手，请放陶铸同志一马，不论他犯了多大的错误，看在胡伯伯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对于陶铸，人民领袖内心是极为复杂的。一年之前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来付以重任，原打算由他领头达到炮打刘邓司令部的目的，不曾想这个在党内和刘少奇闹了几十年别扭的陶铸，来到北京之后非但没有炮打刘少奇，反而先后和文革小组的上上下下把关系全部搞僵了，以至于从战友林彪到夫人江青都在抱怨这个广州来的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所以当胡志明最亲信的小兄弟范文同提出让北京对陶铸的问题网开一面时，鉴于情势复杂，人民领袖竟打起岔来，答非所问地评价起时任广西负责人，也是胡志明的好朋友韦国清来。

河内的坚定亲华派范文同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反正他把胡伯伯的意思带到了北京，这是人家中国的内政，至于到底人家会怎么做，兄弟党之间，也不好多说什么。

随后，这位河内政府的总理向几位在座的中国党领导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要求：这次来之前，我们领袖胡志明同志还特别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医治疟疾的问题。

用范文同的话讲，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河内方面近年来通过胡志明小道，将大量有着极强战斗力的北越游击战士，秘密地从老挝与越南交界的深山老林之中，送往南越战场，有力地打击了美军及其走狗。但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看，我们更多的革命战士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炮弹之下，而是死在了蚊虫的叮咬当中。越南南方丛林与溪流当中的热带蚊虫太可怕了。我们北方的年轻战士们好不容易秘密地进入到了南方，结果多数人竟因为当地凶悍的蚊虫而身患疟疾倒下了，由此造成了大量的战斗减员。

听到这里，人民领袖深以为然。莫说此刻六十年代的越南南方了，想当年自己在江西中央苏区也险些因打摆子将命送掉。那是他一生革命当中的几个低潮之一，那些日子里，一方面自己痛失爱子毛岸军，夫人贺子珍终日悲伤欲绝；一方面遭到从苏联读了点洋书的教条主义者恶意排挤，看着红军越打越少，自己却毫无发言权；一方面每天发烧40度，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若非随军医生傅连暲出手相救，自己早已被病毒给带走了。

现在，听到越南党的朋友提出，中国大哥能否出手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有效的抗疟药，以支援目前的抗击美帝国主义的革命，人民领袖随即以坚定的口气说道：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除了蒋介石的军队之外，我们还有两大地方疾病，一是血吸虫病，一是疟疾病。蒋介石已经被我们赶到小岛上去了，血吸虫病也基本上被我们控制住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人定胜天的精神，与疟疾之类的疫病做斗争，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无不为人民领袖的这种情怀所感染，特别是统筹中国政务的周总理。

结束了与胡志明小兄弟范文同在人大会堂的会谈之后，三位中国的最高领导回到了中南海，又开了个小会，很快他们形成了共识，首先是政治上要将目前排名中共第四号人物陶的错误和刘邓严格地区分开。推动文革运动深入不力是陶的错误，长期镇守中国南关的他才来中央，很多情况不适应，有情可原。另外，通过总理的情报系统，北京深知，胡志明原本以为党内的年轻同志，对于自己和林依兰的感情问题上，会给于谅解，甚至是支持的，可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亲华派如范文同与黄文欢等人坚定地支持自己，可亲苏的黎笋与长征却坚定地反对自己的决定。为了不因个人问题而造成党内派系分裂，胡志明只好忍痛放弃了和自己相爱了几十年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受此事的影响，越南人民敬爱的胡伯伯开始变得情绪极低，心生倦意，随后健康每况愈下。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人民领袖与胡志明在杭州汪庄谈到即将发动的文革时，胡志明明确表示了不能理解中共党内为什么要开展如此严厉的斗争。结果文革发动还不到一年，介绍他认识林依兰的大贵人陶铸竟然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为了个人感情问题，这次胡志明派自己最亲近的范文同前来，就是希望人民领袖能够高抬贵手，放陶铸一马。范文同一再强调，为了中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终日念着林依兰与陶铸的名字，胡伯伯的健康开始每况愈下。

中国的三巨头，非常理解此刻胡志明的心境，也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当场他们决定由当时中国第一名医吴阶平带队，组成一个中国最好的医疗小组，为胡伯伯的身体提供兄弟党北京方面最大的支持与关怀。

议及越南方面希望中国提供抗疟疾药，人民领袖和林彪回忆到，当年他们离开井冈山开始在赣东闽西打游击时，瑞金、兴国与长汀苏区周围的红军也常常面临着很多的恶性疾病的困扰，如麻风、伤寒、天花、血吸虫与疟疾等。

林彪印象很深，当他带领着红四军打到福建时，天花疾病开始在红军内蔓延，为了减少因病导致的大规模部队减员，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帮助下，全军战士都拉起了衣袖，接种了牛痘疫苗。

周恩来也回忆到，年红军转移之前，若不是傅连璋亲自去为主席及时治好疟疾病的话，今天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傅连璋对革命是有大功的，但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让他领导抗疟药的研制，肯定不太合适。由老红军钱信忠，目前的卫生部长参加此事，似也不妥，毕竟这次越南的范文同来求我们，是党与党之间的事情，而非政府与政府间的事情。这种事情事关两党关系，需要高度保密，我个人觉得，还是让当年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白冰秋来负责领导抗疟药的研发工作。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小白当年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医务人员，他在西柏坡周围也是做了大量的医护工作的。目前在邱会作领导的总后勤部里担任卫生防疫处处长，今年刚刚5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我个人觉得由他来负责援越抗疟药的研制工作，比较合适。

党内都知道，作为中国第一管家，周恩来的记忆力无以伦比。

随后不久，这位名叫白冰秋的人被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里。

对于领导交办的任务，白冰秋没有二话，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我们总后防疫处能够调配的研究资源主医院里，力量有限，建议可否动用部队以外的医疗资源共同攻关。

周总理原则上同意白冰秋的建议，只是反复地叮嘱道：由于这是毛主席亲自答应越南兄弟党的要求，所以这件事情意义光荣而重大，但也需要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保证完成任务，白冰秋向总理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作为共和国的军人，12年前他曾经被授予上校军衔。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之后，年5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医院系统开始，、、、、、、、海军、空军、医院及军事科学院的人都派人到会了，地方系统的几家拥有传染病专科的医疗机构，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及北医三院的党员专家学者也都派人到会。除了北京的医疗机构的代表之外，在总后的调协下，出席这个会议的还有来自国家科委、化工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及国防工科委的相关代表。

事实上，很多医疗机构前来参会的人，内心都有点奇怪，首先他们接到会议通知时，说的会议名称为：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可他们又觉得奇怪，这种会议应该是钱部长他们卫生部牵头召开的，为什么会议地点要安排在西长安街玉泉路的总后会议室呢。另外，会议通知并不是发到各院的综合处里，而是直接发到各院的党办。根据会议通知，由于事关国家机密，前来与会者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

以前召开这种天花、伤寒、鼠疫、霍乱、白喉、麻风、梅毒、结核、麻疹、猩红热、腮腺炎、脑膜炎、登革热、血吸虫、脊髓灰质炎及甲乙丙型肝炎之类的传染性疾病防治会议，卫生部通常都要求派业务好，技术强的骨干与会，这次可好，参会者要求还必须是党员，这不就把一大批的业务尖子给挡在门外了吗？

结果，5月23日这天参会的人，到了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意义极为特殊的会议。

会上，总后的白处长反复强调，这项光荣的任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过问的，由周总理亲自指挥的。在举国抗美援越的今天，我们早一点将抗疟新药研制出来，早一点将抗疟新药送到打击侵略者的越南游击战士手里，就早一天取得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胜利。

为什么叫抗疟新药呢，那是因为以往的奎宁及氯喹之类的抗疟药已经对付不了南方热带雨林当中的那些蚊虫了，经过无数代进化后，目前多数热带传播疟疾的蚊虫已经拥有了极强的抗药性。

白处长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由于热带疟疾的猖獗，目前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各大医疗机构也在加紧研制抗疟药。从我们特殊的情报得知，美帝国主义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联合了包括英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几十家科研机构的制药专家前往越南战场，进行环境考察与药物实验，前后筛选了20多万种化合物，不过到目前为止，敌人依然未能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问题是，一旦我们的敌人要是先研制出相关药物来，那么未来他们在战场上将取得毋庸置疑的优势，反之我们先研发出来抗疟新药来，那么我们就能更加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我们中越两国也就能够更快的实现我们伟大的胜利。因此我们一定要秘密地抢在敌人的前边完成任务。在座的都是我党我军培养的革命医务人员，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努力工作，加快攻关，保证按时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由于此事涉及中越两党两军关系，绝不能为帝国主义及修正主义们所了解，因此参照两弹一星工程，我们也要为研发抗疟新药任务制定一个代号。今天我们开会的日期为5月23日，因此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们这个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就称为小组，我们从事的秘密研制抗疟新药项目就称为项目。

听到这里，下边的与会者无不肃然。